
1959年冬,北京的鸿宾楼内,一桌宴席热气腾腾,早已布置妥当,傅作义坐在主位,目光不时望向门口,神情难掩忐忑。
许久之后,门终于被推开,陈长捷走了进来,开口第一句就是:“按照我过去的脾气,今天是不会来的。”
他为何这么说?
十年恩怨
1949年1月14日,黎明尚未破晓,天津城却早已被浓烈的火药味包围,陈长捷坐在天津地下指挥部的临时指挥席上,嘴角紧绷,手里还握着话筒。
他最后一次试图用电话将命令传达到前线各处:“坚持到底!”
可这一次,他的话音未落,一个战士推门而入,神情冷峻,手中端着冲锋枪。
紧随其后,一群解放军士兵冲进指挥所,枪口齐齐指向这个曾统领一城兵马的国民党高级将领。
展开剩余89%他举起双手,声音颤抖:“弟兄们,我们缴枪,我们通知部队不打了,投降!”
可即便是投降,他也不肯低头,走出地下室时,他昂着头,眼神里仍带着愤怒和不屈。
他心里憋着一句话:不是我无能,是有人坑了我,这个人就是傅作义。
傅作义不仅是老同学、老上级,更是他人生数次重要转折的推荐人。
早年阎锡山解除了他的兵权,是傅作义将他从失意中拉起,让他重登高位。
后来出任天津警备司令、兼天津城防司令,也都是傅作义一手扶持。
所以,当傅作义交代他防守天津时,陈长捷拍着胸脯说:“总司令放心,有我陈长捷在,天津万无一失。”
他说这话时,以为这是一场兄弟之间并肩作战的托付,未曾想到,这其实是一次被摆在棋盘上的“诱敌之计”。
当时傅作义正在北平参与和平谈判,面对林彪与罗荣桓日夜施压,谈判进度迟缓,他的顾虑、他的筹码,就是天津。
陈长捷原以为傅作义会统筹全局,若北平能和平解决,天津也可顺势而退。
但他数次打电话给傅作义指挥部,询问和平进展,得到的答复始终如一:“坚持两天,就有办法。”
这句话,陈长捷牢记心头,他信了,也撑了,但解放军只用了不到30小时,就击溃了他苦心经营的“堡垒”。
他曾信誓旦旦地说天津能守三四个月,可现实却狠狠给了他一耳光。
自此,他在内心对傅作义的“信任”彻底崩塌,他甚至不愿承认自己是战败,而是“被出卖”。
功德林内
被押往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途中,陈长捷一路沉默,但等他安顿下来后,压抑的怒火终于爆发。
在无数个集体学习、改造的场合中,他毫不掩饰对傅作义的愤怒:“他要我死守天津,自己却在北平搞和平起义!我算是把他看穿了,一个不仁不义的家伙,一个不知羞耻的东西!”
而黄维、邱行湘、杜聿明等战犯听了这话,多会点头称是。
黄维更添油加醋道:“你若不在天津硬撑,他在北平哪有筹码?他就是个玩弄权术的小人!”
有一年傅作义来功德林看他,那是一次难得的“探望”,但场面却尴尬至极。
傅作义一身灰色大衣,站在陈长捷床前,轻声唤他“介山兄”,却只见陈长捷紧闭双眼,连眼珠都不动一下。
但傅作义并未因此放弃,他多次向中央写信,请求对陈长捷宽大处理。
十年后,陈长捷终于被特赦,成为首批获释的战犯之一,那份名单,是傅作义亲自促成的。
他做不到为当年的事彻底弥补,但至少可以给这位老同窗一次早日重获自由的机会。
1959年12月4日,北京的冬天,寒意刺骨,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礼堂却热气腾腾。
礼堂中央悬挂着“特赦大会”五个红底金字大字,台下坐着几十位衣着整洁的战犯代表。
特赦名单里,排在第一个的,正是陈长捷,那天晚上,他与另外几位被特赦的将领一道,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接见。
在中南海的那间接待室里,周总理身穿灰色中山装,亲切地与他们一一握手。
当轮到陈长捷时,周恩来看着他,说:“陈将军,这些年,辛苦你了。”
陈长捷一愣,他没想到,总理称他为“将军”,这两个字,在他沉默了十年的人生里,仿佛早已消失。
可今天,它被周总理亲口唤出,他站得笔直,手一抖,终于举起,和总理紧紧握在一起。
迟到的道歉
那一夜,陈长捷久久未眠,第二天中午,他收到了傅作义的请柬,地点写着:西单,鸿宾楼。
他记得,这家馆子曾是北平高级军官们应酬、聚会之所,如今再来,却是他与昔日上司、旧时同窗的第一次真正面对面。
那封请柬放在枕边一整夜,他翻来覆去,直到凌晨才决定赴约。
傅作义比他早到了一个小时,坐在三楼靠窗的包间里,他面前的茶已经凉了两遍,他不知陈长捷会不会来。
直到门开,陈长捷出现,还是那身灰中山装,仍是那种沉着冷淡的脸色,但语气却不再冰冷:“按照我过去的脾气,今天是不会来的。”
说完这句,他坐下,拿起桌边的热毛巾擦了擦手,动作缓慢而克制,傅作义轻轻一笑,点头:“你那火爆脾气,我早就知道。”
陈长捷却没笑,他盯着傅作义看,眼里没有愤怒,却也没有多少情谊,像是在审视一个已久未见的“旧账”。
傅作义终于放下筷子,正了正身子,说:“介山兄,这顿饭,我请得太晚了。”
陈长捷依旧不语,傅作义轻轻叹息,缓缓开口:“有句话,我藏了十年,今天必须得告诉你,天津战事,我应当承担全部责任,平津全局已趋和平之势,是我犹豫不决,造成一战一和的局面,既害了天津的百姓,也让你受了不该受的罪。”
陈长捷没有立即回,半晌,他缓缓抬头,看向傅作义:“你说这话,为什么不早说?”
傅作义苦笑:“我不敢说。”
陈长捷的眼神这才松动,他抬起手,伸向傅作义,两只年老而曾对立的手,终于在桌上紧紧握住。
饭后,傅作义送他到门口,说:“你真要去上海?”
“儿子在那边做工程,我也老了,想看看孙子。”陈长捷声音里,第一次带了点温情。
临行前,周总理还特意派秘书送他上车,在月台上,他与邱行湘紧紧拥抱,两位昔日战将,一个赴南京,一个奔上海。
到了上海,他被安排到嘉定农场劳动,1961年,他调入上海市政协秘书处,从事文史资料整理工作。
几个月下来,便交出了三十多万字的手稿,每一段人物口述,他都要三校五审,不容一字出错。
晚年的陈长捷,身子骨已不比当年,但做事仍雷厉风行,直到1968年去世,身旁还是一堆未完成的文稿,这就是陈长捷,一个倔强了一辈子的军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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